
记得初中历史课上,老师曾提到过,宋朝时期我国曾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,虽然最终由于一些原因,未能成功实现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。但即便如此,宋朝在文化和经济上却无疑是高度发达的,工商业也在那时迎来了飞速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人从农业中脱离,走向城市从商,城市人口迅速增长,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,宋朝人民不得不面对第一个现实问题——如何应对日益膨胀的城市所带来的困境,特别是在城市建设中的拆迁问题。在这一方面,宋朝的做法堪称令人赞赏。
首先,宋朝对待私搭乱建的权贵毫不手软。在坊市建设的初期,宋朝实际上与现代城市规划有不少相似之处。政府首先制定了明确的规划,有商业街、居民街等划分。然而,这样的规划往往会被一些有权势的人所利用,他们会提前得到消息,利用手中的权力占据优质地段,搞一些私自扩建或占地行为。对此,宋朝的皇帝对此非常反感,绝不姑息其中的权贵。比如,有一位叫八作使的权贵,利用职务之便在自家门口修建了一道垣墙,占用了景阳街的土地。消息传到宋太宗耳中后,宋太宗不仅下令拆除,而且还对该官员施以杖责,给予严厉警告。这一事件,恰恰体现了宋朝在这方面的治理原则——不论官员权势多大,所有私占行为都将遭到严格惩处。 然而,对于普通百姓的私搭乱建行为,宋朝却展现出一定的宽容。在面对这一问题时,宋朝政府不仅有惩罚措施,还能考虑到百姓的生计问题。这一做法在当时尤为难能可贵。比如,当时的给事中范祖禹向宋哲宗上奏,提出了一个问题:许多百姓在城市中进行私搭乱建,如果朝廷一味地强行拆除,百姓虽不会反感,但过于强硬的拆迁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。因此,范祖禹请求皇帝对待拆迁时,除去必要的部分外,能尽量保留百姓的生活空间。这种考虑百姓生计、宽容对待的做法,为宋朝的商业繁荣创造了条件。 再来看,宋朝皇帝在扩建自己皇宫时的做法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。一次,宋太宗打算扩建自己的皇宫,便让刘延翰去与百姓商量扩建的事情。从这点就可以看出,宋朝的皇帝并不是独断专行,而是愿意倾听百姓的声音。商议后,大部分百姓并不支持扩建,最终,宋太宗竟然决定放弃扩建计划,尊重百姓的意愿。这种能够顾及百姓的做法,实属难得。 最后,宋朝在拆迁过程中给予百姓的赔偿也相当可观,足以令人刮目相看。在那个等级森严、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,能够为拆迁提供赔偿,且赔偿金额相对合理,实属罕见。以开封府的一次拆迁为例,拆除的房屋多达120户,最终赔偿金额达到了20600贯,平均每户赔偿171贯。而当时宋朝的一贯钱大约相当于现代的465元,而普通百姓一天砍柴的收入大约为46.5元。由此可见,宋朝在处理拆迁时的赔偿标准,已经是相当体面且考虑到了百姓的生计。这些做法无不体现了宋朝政府在百姓生计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,而正是这种对民生的重视和皇权的克制,使得宋朝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无论是商业的繁荣,还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展现出的繁华景象,都源于这一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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